为了百分之五的孩子

　　周昊在幼儿园待了6年，从3岁到8岁，大班读了3次。

　　这名视力一级残疾的孩子没有体验过小学生活。第二次读大班的时候，母亲为他找过一所接收盲童的特殊教育学校。学校在重庆市南山区，周昊家在綦江区，两地相距80多公里。

　　周昊还没有独立住校的自理能力，需要家长在学校周围租房子，长期陪读。他家人在綦江都有各自的工作，抽不出身。家里有刚出生不久的弟弟，租房和陪读还会产生额外的经济压力。在学校待了5天，周昊又回到了幼儿园。

　　在家人看来，幼儿园可能是唯一可以接受周昊的地方。直到今年5月。周昊母亲接到了一通来自綦江区人民检察院的电话，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询问了周昊是否接受了义务教育等情况。

　　那段时间，重庆市綦江区有200多名6到16周岁的残疾孩子的监护人陆续接到了这样的电话。在拨通的一个个电话之中，这些孩子没有受到义务教育的情况逐渐浮现。区内有一部分达到义务教育年龄的残疾少年儿童并没有入学；还有一部分中途申请缓学、休学的孩子迟迟没有复学。除此之外，对于无法到学校就读的残疾少年儿童，学校也没能按规定提供送教上门或远程教育。这些问题最终汇总成一份检察建议书，7月1日送达綦江区教育委员会。

　　这是重庆市首份针对残疾少年儿童受教育权被侵害的检察建议，全国范围内这样的建议也不多见。綦江区教育委员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，区内残疾少年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为95.25%。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，这个比例并不算高——残联最新统计的数据显示，2020年全国残疾少年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5%以上。这意味着这一次，綦江区人民检察院要寻找的，就是这不足百分之五的孩子。

9月16日下午，綦江区特殊教育学校的家长陆续接孩子回家。

　　空白

　　进入小学的路，对周昊来说并不好走。他出生时眼睛就开始不停地流脓。医生诊断发现他眼睛里长了一个瘤子，需要立即摘除眼球，接受化疗。他那时只有两个月大，化疗的强度身体难以承受。而且，化疗费需要6万元，也不是一笔小数目。医生建议家长带孩子回家保守治疗，免得“人财两空”。

　　回家后，周昊眼睛不再流脓了，只有没日没夜地哭。慢慢地，他一边的眼窝空了，另一边的眼球也在持续地萎缩。

　　家人对他期望不高，最初把孩子送去幼儿园，只是希望他不要总窝在家里。但让他像普通小孩一样，坐在教室里学习知识，是家人不敢奢望的。

　　没有社区和学校主动联系他们了解孩子的受教育状况，他们也没有主动去周围的小学咨询过是否招收周昊。

　　他所在的重庆市綦江区特殊教育学校——綦江区特殊教育学校。每年6月，这所学校的招生简章会发送至区教育委员会，由教育委员会下发至辖区的各个街道、乡镇和学校，再由各个地方的工作人员通知辖区内的适龄残疾儿童。

　　周昊和家人没有收到过招生通知。綦江区特殊教育学校也并不提供盲教育，目前该校只提供针对聋哑儿童和智力残疾、肢体残疾群体的特殊教育。

　　盲教育需要的盲文教材和专业的盲教育教师、綦江区特殊教育学校目前都是空缺的。该校的教务主任表示，学校目前不具备招收盲人学生的硬件条件，校内目前没有无障碍通道、无障碍卫生间，只是每条过道侧面，安上铁制的扶手。在往年的招生过程中，没有盲人学生到学校来报名，极少会有电话咨询，学校一直没有招聘盲教育专业教师。

　　找不到合适的学校，周昊只能继续待在幼儿园。不出门的时候，他就自己在卧室里玩一个可以唱歌、读诗的玩具。玩具里唱的儿歌他可以在玩具钢琴键上敲出来。

　　周昊对音乐的敏锐和天赋缓解了家人对未来的部分担忧。几年前，家人花3000元网购了一架钢琴。从此，周昊成了家里最了解、也是唯一了解钢琴的人。他知道弹哪几个琴键，可以还原出玩具和幼儿园里的歌曲；还能自己蹲在钢琴的底下，摸索着调节钢琴声音大小。

陈正炜的轮椅被固定放置在木桌前。

　　建议

　　周昊的困境被綦江区人民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助理康芮注意到。今年4月，康芮在一次公益诉讼巡查中，与綦江区特殊教育学校负责人展开了一次交谈，了解到全校只有100多个残疾学生，其中还没有盲人学生。康芮感到疑惑，常住人口近80万人的綦江区不可能没有一个视力残疾的儿童，那这些孩子如何接受九年义务教育？

　　康芮所在的公益诉讼部门与未成年人检察部门成立联合办案组，向綦江区残疾人联合会调取了全区所有适龄残疾儿童少年的名单，发现全区6周岁到16周岁的残疾未成年共有597人，是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的5倍多。根据残联提供的信息，他们筛选出了一批将近200人的调查名单，并决定首先关注一、二级重度残疾的孩子，他们猜想这一部分孩子去学校受教育难度更大。随后，6个人花费整整一周给这些孩子的监护人打电话，核实是否与初步排查属实。

　　一名智力三级残疾的14岁男孩，小学六年一直由外婆陪同着在辖区小学随班就读。小升初时，被中学老师以错过报名时间为由拒绝招收，一直失学在家。

　　一名肢体二级残疾的女孩，不能独立上厕所、走路。在学校读书的3年，一直由外婆陪读。日渐衰老的外婆已经抱不动长大的女孩，她最终离开了学校。刚离开学校时，老师上门送教，一周两小时的送教，后来，逐渐变成了一个月半小时。

　　綦江区教委在调查中还表示，部分残疾儿童、少年没有接受义务教育，是因为家长觉得自己孩子已经残疾了，没有接受教育的必要。

　　一些聋哑孩子的家长固执地认为，孩子看起来正常就行了，“特殊学校不得行，跟到那些娃儿学，学那些手语，怪得遭不住”“把孩子教坏了，乱在教”“没去之前还能用嘴巴吼两句，学了过后话都不说了，就用手来比”。

　　在7月1日向綦江区教育委员会送达的一份检察建议书中，綦江区人民检察院针对这百分之五教育权受损的孩子现状提出了5点检察建议。其中一点指出，加大特殊教育教师，尤其是盲人教育专业教师的招录和培养，他们认为，“即使现在没有人可以立刻享用，但并不能保证需要的孩子不再出现”。

　　在最开始展开调查的200多通电话里，检察院还发现了10余名从外地回到綦江本地医院进行康复治疗的残疾少年儿童，由于学籍在外地，长年没有接受教育。这些孩子普遍早年跟随打工的父母去往外地，并在当地学校就读。在读书过程中不幸发生意外，变成残疾少年儿童。为了享受更多的优惠政策，他们大概率只能选择回到户籍所在地的綦江本地医院。一部分孩子长期住在医院做康复治疗；一部分孩子走出医院就失学在家。

　　针对这一情况，联合办案组在检察建议书中强调要实施动态监测。教委需要健全一个辍学信息和情况保送的机制，及时掌握他们的就读情况。

　　綦江区教委收到检察建议书后立即成立了整改领导小组，统计出2021-2022学年，全区适龄的残疾儿童少年666人，未入读义务教育待安置的学生79人，并在两个月时间里逐一对这些孩子进行安置。同时，他们还掌握了区外就读的48名适龄残疾少年儿童名单。

　　入学

　　接到綦江区人民检察院的电话后，周昊的母亲在之后几个月时间里接连收到了教委和街道办的电话。

　　9月，8岁半的周昊，终于正式成为綦江区北渡学校的一年级新生，开始以随班就读的方式接受九年义务教育。

　　随班就读，是让部分特殊儿童少年进入普通班就读。根据《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的数据显示，我国在校特殊教育学生约有79.46万人，其中39万余名学生随班就读。

　　但綦江区检察院发现，随班就读这一形式在实施过程中，教学效果很难得到保障。东溪中学读初一的视力残疾少年郑世韬，从小学开始就一直是随班就读。左眼完全看不见，右眼8000度近视的他，自己选了教室第一排最左边角落的位置。和其他同学不同，郑世韬不需要考试，也没有作业，有时候他会主动向老师“抗议”自己的作业被忘了批改。更多时候，他只是趴在自己的桌子上无所事事。

　　2020年6月教育部印发了《关于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提出了学校接收了5名以上的残疾学生随班就读之后，应该建立专门的资源教室。根据学生残疾类别的不同，这些资源教室可以提供他们教育教学、康复训练设施设备等。目前，在拥有小学和普通中学各52所的綦江区，只有9所学校建立了特殊资源教室。

　　除了随班就读外，还有一部分残疾学生要依靠老师送教上门。但是，不少学校也会向教委反映，在山地面积超过70%的綦江，部分学生家路途遥远，单程在一小时以上，成本支出大，交通和教师人身安全问题难以保障。

　　从小患有“肌肉萎缩”的陈正炜从小学二年级双腿已经无法站立，他坐上了轮椅，离开了学校。母亲早年和父亲离婚后离开了綦江，父亲也外出打工，他只能寄宿在农村的伯母家。

　　休学之后，陈正炜记忆中老师来过几次，每次会间隔几个月，会有三四个人在家里和他聊天，内容已经忘记了，最近一次来的时间也忘记了。

　　大多数时候，家里只有伯母和他两个人。早上8点伯母起床，第一件事就是帮他翻翻身，陈正炜睡觉的床是木板做的，他的后背已经逐渐萎缩，身子向右扭成一条曲线。

　　床板上垫了三层棉絮，他晚上还是会被硌得疼醒。然后他就会被抱上轮椅，被伯母推到离床只有一米的木桌前。最初，桌上有一台电脑，那是他刚休学回农村伯母家时，爸爸担心他无聊搬来的。随着肌肉萎缩，他的手臂已经无法抬到桌上敲击键盘。电脑被搬走了，替换的是一部手机。伯母出门干农活儿留他独自在家时，他只能玩手机里的游戏。

　　陈正炜常年待的房间里，有粪便的味道和驱散不完的苍蝇。他上厕所需要推着轮椅穿过两个房间，到坝子边的茅房。事实上，他已经推不动轮椅了，每次只能打电话让伯母回家帮忙。有时伯母中途继续忙着农活，陈正炜就会在茅房里待上一个多小时。更多时候，他只能排泄在裤子里。陈正炜白天很少喝水。每天晚上七八点，等着伯母回家，他才吃上第一口饭。

　　陈正炜休学前就读的羊叉小学老师反映，2017年9月的新学期他没有复学，学校打电话了解情况并表示可以提供送教上门。送教上门按规定一周一次，每次至少两个课时。伯母在电话里拒绝了，说家里的农活太多，没有时间陪老师，孩子的情况也没必要接受教育。之后每逢学期开学，学校的老师都组织去陈正炜家中看望他，强调孩子需要接受教育，还是被伯母拒绝了。

　　綦江区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们，在送教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抗拒送教上门的家长。家长觉得无论是送教育，送康复，送温暖，都改变不了现状，孩子也不需要学习。他们只能每次上门前，通过送肉、送米、送油，来实现送教上门，家长的态度才开始慢慢转变。

　　和普通学校的教学内容不同，特教老师送教上门，更多的是教一些康复方面的东西，或是给这些残疾儿童做居家的训练，生活的指导。老师会到孩子家里，手把手教他们洗袜子、如何用电饭锅煮饭，带着孩子出门去周边的商店学习如何购物、安全地过马路回家。

　　有家长曾经主动给送教的老师写了一份自愿放弃送教上门的协议，之后老师再也没去过孩子家里。在联合办案组看来，协议本身是无效的，未成年人接受九年义务教育，既是权利，也是义务，包括残疾儿童少年。

　　但是，这些没有失学的95%的孩子面临的现实问题，最终没能在这份检察建议书中呈现。这是联合办案组的遗憾，他们也很难想到合适的建议。

　　(文中除康芮外均为化名)

　　实习生 龚阿媛 文并摄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

【编辑:苑菁菁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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